学术流派梳理 | 尼克•库尔德利与“媒介实践”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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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学术流派梳理：尼克•库尔德利与“媒介实践”流派
【全文共4056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的名字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毕竟，从2014年起，每两三年便有一部学术专著被译成中文，包括《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告别沉默：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文化与政治》，以及《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与安德烈斯•贺普合著）。
特别是他于2004年“第一次尝试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提出了“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范式”，不但被认为“代表了传播学的未来走向”，而且在黄旦教授看来，也为当今的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在“范式”变更的层面上提供了“叙述进路”的启发。
不过，这样一位“大师级”的学者进入学术界的时间却只有区区25年，并且这还是从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之年(1995)开始算起。1997年，尼克•库尔德利完成博士论文时，已经年近40。他早年子承父业做过多年律师，还当过音乐人。但一直感觉不爽(“Feel Unhappy”)，直到博士毕业留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执教，终于“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兴趣，自此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术之上。
尼克•库尔德利属于“大器晚成”。他于2001年转到LSE执教，担任讲师(开始为Lecturer，后来为Reader讲师的最高级别)，2006年被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直接破格聘为教授“挖”了回来。除母语外，还精通法语和西班牙语，在语言方面的弱项是不懂中文。库尔德利曾尝试过自学中文，但由于中文的发音与西语完全不同，被迫“知难而退”。由于不懂中文，因此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所知有限，而中国却又是库尔德利眼中和美国同等重要的国家。
一、媒介实践作为研究范式的提出
在媒介研究中，实践进路(Practice approaches)源于西尔维斯通、赫希和莫利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于媒介技术如何家用的研究。而西尔维斯通(Roger Silverstone)和莫利(David Morley)两人都是提出“媒介实践”研究范式的尼克•库尔德利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1)媒介实践——提出的语境
标志着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的开创性论文，是尼克•库尔德利于2004年发表的《作为实践的媒介》。这篇论文则要追溯至2003年尼克•库尔德利与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以及蒂姆•马卡姆(Tim Markham)共同主持的课题“媒体消费与公众参与"(“Media consump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在当年10月的开题会上，库尔德利认为媒体消费有其特别之处，因为它既探讨了在同一世界中流通的社会表征的影响，也探讨了人们与这种表征的基础设施的特定关系的后果。但却受到一些参会的文化社会学者的嘲讽。作为回应，库尔德利于2003年12月动笔写《作为实践的媒介》。不过，当时并未预料到此文会引起轰动。
(2)媒介实践——理论的意涵
库尔德利在《作为实践的媒介》中，“把媒介视为与媒介有关或指向媒介的一系列开放实践”。他认为媒介实践在外延上至少包括以下一些类型：
①搜索与搜索能力的养成(Searching and search-enabling)。由于网上的信息是海量的，因此需要通过搜索来满足特定需求。而“搜索”在实践中又会形成搜索习惯，养成搜索能力。
②展示与被展示(Showing and being shown)。"展示”与“被展示”有助于我们理解大量的与媒介有关的行为，这些行为使某物可以被人们通过公开的渠道所获取。
③在场(Presencing)。作为与媒介相关的“在场”——“目的是回应日常生活里正在出现的一个需要：身体在它所处的物质空间之外寻求它在公共领域里的存在”。
④归档(Archiving)。“归档”是与媒介相关的“个人时间管理的习惯，个人力求管理自己不断生成的大量信息候选项的痕迹，使之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甚至成为可以把握的历史”。
⑤与媒介相关的习惯复合体(Complex media-related practices)。这可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包括监控环境意义上的“跟上新闻”(Keeping up with the news),自我表达意义上的“提出看法”(Commentary),永远在线意义上的“开放一切渠道”(Keeping all channels open)和择其所好意义上的“筛选”(Screening out)。
(3)媒介实践——现实的指向
库尔德利之所以提出媒介实践研究范式，是“为了把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媒介文本或生产结构中转移到直接或间接聚焦于媒介的各种开放实践。如此即可将媒介研究置于行为与知识的社会学(也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或认知人类学)语境中，并将其与文学批评范式内的媒介研究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媒介实践的研究范式“试图超越围绕各种媒介效果的讨论和关于政治经济和受众理解孰轻孰重的争论”，同时，“也不再狭隘地将注意力仅仅放在受众的各种媒介实践上，而是同样认真考察与媒介相关的所有实践以及媒介在塑造社会世界其他各种实践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此一来，便可拓展原来媒介研究的狭窄视野，并重新规划媒介研究的未来，从而激发媒介研究者的想象力。
二、媒介实践作为研究范式的特色
与媒介研究的其他学派相比，媒介实践作为研究范式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兼容并包”。
在西奥多•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看来，实践是“一种在时间上展开和在空间上分散着的行为和言说的复杂关系”。因此，媒介实践的概念被用来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媒介技术或人类行动者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正在进行的交往活动上。在此种意义上，媒介实践被库尔德利宽泛地定义为“人们正在做的与媒介有关的事情”。或者说，“人们用媒介做什么？以及人与媒介的关系是怎样的?”
不难看出，无论“人们用媒介做什么？”或者“人与媒介的关系是怎样的？”一都绕不开对“媒介”是什么的认识？以及基于此对媒介“重要性”的判断。
库尔德利将媒介定义为——“能够定期和可靠地跨越空间和时间传递或保存意义的技术”。据此，媒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可以从“连接”(Connecting)、“再现”(Representing)、“想象”(Imagining)、“分享”(Sharing)和“治理”(Governing)等层面进行把握。因此，媒介实践作为研究范式便可从上述维度来切入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活动。
就“连接”而言，只要有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就有与媒介实践相关的论题。就“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的我国而论，据工信部2021年1月26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开通5G基站超过71.8万个，实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5G网络全覆盖，5G终端连接数超过2亿。”在媒介实践的理论视野下，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及其相关的数字基础设施与人们的关系，便成为媒介研究的重要议题。
就“再现”而言，由于“媒介弥漫在我们的感官中，我们对世界的感觉里充盈着媒介”。因此，在媒介无处不在的语境下，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是由媒介建构的一种中介化的“再现”。之所以说媒介“再”现，表明这是经过媒介加工的，是在呈现世界的多种可能中，媒介选择了特定视角告诉我们事情是怎样的。显然，这样的再现绝非简单的呈现，而是围绕某种意图有选择地提供给我们的。因此，对这种“再现”的研究就不得不考察其中的权力关系。
就“想象”而言，由于媒介产业以电视剧、电影、歌曲和网络游戏等形式，精心打造了各种版本的可能“世界”，于是，我们借此可以对“世界”的意义和运作方式获得新的理解。不仅如此，基于算法的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自动化的监控、搜集和处理用户的数据，能够预测人的行为并针对用户的偏好进行推荐一而这种推荐反过来又影响着用户对于自身“我是谁”的想象。在“媒介实践”的观照下，与媒介有关的“想象”成为重要论题。
就“分享”而言，由于“分享”至少涉及两个人，因此是一种蕴含着某种价值观的交往实践。媒介作为传递和保存意义的技术，成为人们进行此种分享实践的有力工具，媒介在分享实践中起着构成性的重要作用，今天与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微博、微信、“B站”)有关的“分享”实践，既构成人类分享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阶段，也成为相关研究的源头活水。
就“治理”而言，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向来密不可分。媒介的变化影响着政治传播的图景。一方面，新媒介尤其是自媒体为公民赋权，形成了基于媒介的新型集体，这使网络舆情的成因与演变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媒介也为政府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开发的健康码、行程码，实质上都是运用媒介进行社会治理。
综上所析，媒介实践的“兼容并包”可见一斑。不过，媒介实践作为研究范式的“兼容并包”，既是其特色和优点，但也因此而招致批评。例如，文化人类学者马克•何巴尔(Mark Hobart)就曾不客气地指出：“‘媒介实践’这一概念不是已经被滥用到陈词滥调的地步了吗?”也有学者认为“媒介实践”与其说是一种研究范式，不如说是一个“敏感性概念”。然而，在库尔德利看来，媒介实践作为一种媒介研究的新范式，本来就无意于包打媒介研究的天下，因为“没有一种研究范式可以包打天下”。
三、媒介实践作为研究范式的影响
尼克•库尔德利提出的“媒介实践”作为研究范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20年,《作为实践的媒介》已被国际学术界引用近800次，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办的《国际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推出了讨论“媒介实践”的专辑(Special Sections),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基于“媒介实践”研究范式的论文集《公民媒介与实践：潮流、连接与挑战》，并邀库尔德利撰写前言。
方兴未艾的“媒介实践”研究范式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术实践层面，黄旦等采用“媒介实践”作为新报刊史书写的“范式”，以《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一媒介化政治的视角》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上发表,随后又作为《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之一结集出版。
在学理探讨层面，也出现了高水平的成果——例如，齐爱军将库尔德利的“媒介实践”研究范式与詹姆斯•凯瑞的“传播实践观”分别定位在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比较;顾洁探讨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媒介实践”的框架、分析进路及其价值和启示。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近年研究的热点，“媒介化”(Mediatization)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媒介实践”研究范式的现实回响。因为在库尔德利等学者看来，“媒介化并不是一个关于’媒介效果’的概念，而是一个用来理解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是如何与媒介和传播的具体变化交织在一起的辩证的双向的概念”。而这，显然离不开“在各种情景和语境中，人们(个人、群体、机构)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
原文载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21》，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014-1020页。
文字：刘泱育
编辑：胡斯寒
审核：王一鸣